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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民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也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根据全国环境统计公报（2010～2015）近几年的突发环境事件均在每年300起以上，2013年甚至达到了712起。在我国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下，公众作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一部分，不再是被动等待政府进行环境治理，而是更加积极的参与进去。具体体现于环境信访量的巨大，如全国年来信量保持在十万封以上，并有逐渐上涨的趋势，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态势，如2007年厦门PX事件、2011年大连PX事件、2012年江苏启东事件以及2016年江西乐平抗议工业园区长期污染事件等。关于公众参与的驱动因素，MENG et al[1]认为公众利益和生命财产受到污染侵害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根本动因。曾粤兴等[2]从公众个体心理入手，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发现“弱组织化”和“制度弱化”使公众难以形成参与环境治理的观念认同和自觉行动，这是阻滞公众参与的内在因素。史恒通等[3]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结构方程模型研究发现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市场价值认知和流域生态系统服务非市场价值认知，显著提升了农民参与意愿起，年龄和家庭农业劳动力则降低参与意愿。
公众参与会对环境产生显著积极影响，但不同方式的公众参与对政府不同环境治理方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4]。BEIERLE et al[5]通过239个案例证明公众参与不仅改善了环境政策，而且还发挥了重要的教育作用，并帮助解决了经常困扰环境问题的冲突和不信任，密集的“解决问题”过程对于实现广泛的社会目标是最有效的，而参与者的动机和代理反应是成功的关键因素。实践中的民主将有利于广泛的利益。郑思齐等[6]以中国86个地市为研究对象，发现地区公众“环境污染”网络搜索指数的上升能够促进地区环境质量改善。REED et al[7]界定了公众和利益相关者的不同参与类型，认为环境决策参与的有效性受到权力动态，参与者价值观及其认识论的显着影响。
为了更好发挥公众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积极力量，2015年环境保护部印发了《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而后的一系列政府文件也不断强调的公众参与对于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公众参与已然是环境治理领域不可或缺的一环。其中俞可平[8]对公共参与的概念、要素、意义、形式、领域、条件等方面进行了一般性理论阐述。杨光斌[9]将参与的公民主体分为：理想型参与主体、利益性参与主体和泄愤型参与主体，将参与形式分为制度性参与和非制度性参与两种。付宇程[10]通过对现有公众参与“深度”、“参与程度”和“影响力”的划分标准基础上，从公众参与功能出发，将公众参与分为：信息供给型公众参与、价值聚合型公众参与、增进决策结果可接受型公众参与。同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具体方式主要为环境信访来信、环境信访来访、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电话和网络投诉和通过参与进生态环境社会组织。
然而如此规模庞大且日渐增长的环境信访与频繁的环境群体事件，是我国的国家治理制度化水平的严峻考验。若对政府要求很很难再合法渠道进行表达，并无法在政治体系内被缓解和集中，剧增的政治参与就会引起动乱[11]。环境群体事件的频繁爆发也会对社会秩序造成不利影响。公众参与对于政府来说是把双刃剑，如何利用好这把剑，最基础的就是要清楚各地区的环境治理公共参与水平，要清楚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就要清楚公众主要通过哪种方式参与环境治理，或者说公众参与主要通过哪种形式来体现，并且清楚具体各方式的参与程度，然而现有文献并没有针对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的分析研究。因此文章收集了各种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数据，再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数据进行分析，合理细致的评价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帮助政府认识各地区的公众参与水平，再依据此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公众更加有效和深入的参与环境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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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主成分分析与熵值法结合，运用组合法构建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评价模型[12-14]。主成分分析能从选定的指标体系中归纳出主要信息，利用各指标数据间的相关关系，运用 SPSS 软件，对公众参与水平指标体系进行降维，得到新的综合评价指标及得分；利用熵值法为主成分确定的新指标赋权，并计算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综合得分。两种方法相互补充，有效地避免人为判断中所带来的主观性和片面性，使评价结果更加客观，从而提高公众参与水平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其中主成分分析法是利用“降维”的思想，将多个相关的原始变量通过线性变换，转化为少量的不相关的综合变量（即主成分），这些变量能代替原始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且包含的信息由互不重叠，从而达到简化分析、减弱多重共线性影响的目的。
主成分的数学模型如下：
在确定主成分后，利用熵值法确定其权重。运用主成分法确定权重时是以指标权重等于以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为权重，对该指标在各主成分线性组合中的系数的加权平均的归一化，因此包含主观成分，往往贡献率最高的主成分权重最高，而熵值法则综合评估所有指标，利用其信息熵即信息的有序程度来确定权重，熵越大，指标权重就越小；熵越小，指标权重就越大，因此更为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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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1：假设有
$a$ 个研究区域，$b$ 个选择指标的原始样本矩阵X，见式（1）。步骤2：计算指标数据间的相关系数矩阵Rb*b，它的特征以及正规化特征向量
${\alpha _j}$ ，由此得到主成分Yi，见式（2）。除相关系数矩阵，还可以通过协方差矩阵来求主成分，其选取通过数据的实际情况，文章所选数据的电话/网络投诉数的数量量级较其他指标更高，运用协方差矩阵求去主成分会使这个指标的占据过重的比例影响结果，因此使用相关系数矩阵求取主成分。
步骤3：第j个主成分方差贡献率在 85%～95%时，取前q个主成分
${y_1},{y_2}, \cdots ,{y_q}$ ，用来反映原来$b$ 个指标的信息，并得出各主成分的评分系数。步骤4：以主成分评分系数矩阵为基础，用熵值法求权重。首先对数据正向化和标准化，见式（3）。
步骤5：计算各主成分的熵值与信息效用值。第
$j$ 项指标的熵值${e_j}$ 见式（4）和第$j$ 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d_j}$ 见式（5）。步骤6：计算主成分熵权，第
$j$ 项指标的权重${w_j}$ 见式（6）。步骤7：根据得出的成分评分系数与熵权求出个研究区域在每个主成分上的得分后，进一步求出综合得分
$Z$ ，综合得分见式（7）。
1.1. 熵值-主成分分析法的原理
1.2. 熵值-主成分分析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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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标选取环境来访信件总数（件）、环境信访来访总数（批次）、承办的人大建议数（件）、承办的政协提案数（件）、生态环境社会组织量（个）和电话/网络投诉数（件）这6个指标来表示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其中公众通过参与生态环境社会组织的间接参与环境治理用生态环境社会组织量数来表示[15]。公众还可能通过环境群体事件来参与，但环境群体事件是有一定数量的个体参与的、通过非正常渠道表达诉求的群众性抗议、抗争的事件，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和暴力抗争性[16]，因此不作为文章的研究范围。数据来源为《中国环境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和《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使用SPSS软件经主成分分析过后得到的解释总方差，抽取累计特征值85%以上的3个主成分，见表1，并通过元件评分系数矩阵，见表2，来确定这3个主成分的具体内容，y1包括环境信访来访总数、人大建议量和政协提案数；y2包括环境信访来信总数和电话、网络投诉数；y3为生态环境社会组织量。
这说明公众参与水平中来访和政协与人大提案能够代表66%的信息量，这与其有效性密切相关。人大政协的环保提案有着政治影响力和专业素养方面的优势，并对地方政府的环境执法和环保活动产生直接较大的压力，能够在地方政府的立法、执法和环境治理投资方面有显著积极影响[4]。而环境信访来访的参与成本要高于来信等方式，因此需要公众更大的动力，同时公民的直接来访会比来信等间接方式给政治体系更大的压力，还能够为地方环境执法部门提供执法线索。因此这3种方式成为反应公众参与水平的最主要方式。来信数与电话、网络投诉以其便捷的特性成为公众参与的重要途径。通过生态环境社会组织来参与生态环境虽不是最主要的参与方式，却也不可或缺。
同时通过元件评分系数矩阵，见表2，可以得到主成分与原始指标的线性关系。并进一步得到各地区的主成分得分，见表3。
注：y1，环境信访来访总数、人大建议量和政协提案数；y2，环境信访来信总数和电话、网络投诉数；y3，生态环境社会组织量，下同。
将表3中的数值进行非负化和标准化处理，通过将数据向右平移两个单位进行非负化处理，再利用处理过的数据运用步骤4到步骤6中的公式确定客观权重，结果见表4。
表4可知，3个主成分的权重较为平均，主成分
${y_1}$ （来访、人大、政协）的权重相对较高一些，其次为${y_2}$ （来信、电话/网络投诉）和${y_3}$ （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可以看出对于评价环境治理公共参与程度来说，3个主成分所代表的3个方面的重要程度比较平均，在实际评价中都应有所考量。 -
通过表3、4和综合得分计算公式7计算31个省市自治区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的综合得分，并进行排序，结果见表5。
表5可知，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从区域上来说高到低依次是华东地区（上海、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福建、山东）、中南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西南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西北地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华北地区（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区域平均得分分别为0.436 51、0.308 19、−0.077 44、−0.262 11、−0.339 75和−0.406 48。最高的省市是浙江，后依次为广东、江苏、湖南和四川等。
华东地区除上海外，其他省市的综合的得分均为正数，其中浙江、江苏和山东分别为全国第1、3和6名。浙江y1（来访、人大、政协）和y3（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得分远高于y2（来信、电话/网络投诉），江西的y1（来访、人大、政协）得分最高，其余省市的公众参与主要通过环境信访来访和两会建议实现。
中南地区除了广西和海南，其他省市的综合的得分均为正数，其中广东和湖南为全国的第2和第4名。广东和海南的y2（来信、电话/网络投诉）是得分最高的主成分，其他省市的公众参与均是通过y1（来访、人大、政协）实现。
西南地区中四川和重庆的综合得分为正，四川省的公众参与主要方式为通过生态环境社会组织，重庆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方式主要为环境信访来信和电话、网络投诉，其余3地的主要公众参与方式为环境信访来访和两会建议。
东北地区除了辽宁其余均在平均水平以下，其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主要通过环境信访来访和两会建议。
西北地区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整体在平均水平以下。其中仅甘肃的y3（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得分在平均水平之上且较高。
华北地区除河北排在全国第12以外，其余均在平均水平之下。河北与内蒙的得分最高的主成分为y1（来访、人大、政协），其余最高得分主成分均为y2（来信、电话/网络投诉）。
可以看出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的地区差异较大，且各地的主要参与方式也不同。其不同与地区的经济水平、生态环境、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和公众环保意识都密切相关。
2.1. 主成分分析法确定新的综合指标及分值
2.2. 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综合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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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面的分析结果可知，环境信访来访、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是代表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的主要途径。环境信访来信和电话、网络投诉以其便捷性成为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通过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也影响着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同时不同地区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有着较大差异，而且各地区的公众参与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各地方政府应针对本地区的强势参与方式和参与水平，提出相关措施，加强该地区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程度，更好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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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不同地区的公众参与情况不同，其参与的优势方式和劣势方式均有所不同。结合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及生态情况，分析自身公众参与形态及水平和形成原因是各地方政府的首要任务。对自身强弱势有了科学清晰的认识后，再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政策，扬长避短，可以更加有效的帮助各地区提升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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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起点是环境领域的政府失灵，因此，提升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最根本的方式。政府可以通过环境立法、环境执法和环境投资3个方面提升自身的环境治理水平。与此同时合理利用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使治理水平更好更快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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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行为和方式与其环保意识直接相关。环保意识包含环境知识、环境态度、环境价值观及环境行为等方面。我国现今对环保的关注多是污染驱动型，即对现实中环境污染问题的被动应对，具有利己性和暂时性的特点[17]。而通过生态文明的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环保意识，使公众参与是基于自然及生态关注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反思，可以使公众参与变得更为主动和积极，不仅仅是环境治理中政府和市场的补充力量，也可以成为常态型的中坚力量。
3.1. 制定个性化性政策，有针对性的提升公众参与水平
3.2. 加强政府环境治理投入，提高政府环境治理能力
3.3. 加快生态文明宣传，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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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熵值-主成分分析对各地区的环境治理公众参与水平有科学的认识是充分发挥环境治理公众参与积极作用的基础，可以更有针对性的采取政策措施来提高各地区的公众参与水平，从而改善当地的环境水平，并进一步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但是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这一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研究样本也只是2015年的数据，下一步可以选取更多年份，扩大样本数据，增强结果的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