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各级政府加大对水污染的治理力度，部分地区河湖水质有所改善，但流域水质指标仍未达标，其主要原因为目标过高、对治理的困难性与长期性估计不足、只治标不治本等，治理过程中存在诸多误区。河湖生态修复是指通过修复技术改善受损河湖的物理、生物或生态状态，使修复后的河流生态系统更加健康、稳定^[4]。对于不同特性的河湖生态系统，在治理过程会出现同类的错误或问题，因此，对误区的剖析和认知是河道水生态系统修复工作亟待开展的工作。为了有针对性的避免误区，本文主要从治理技术思路、管理模式、生态植被利用和河湖功能认知4个方面入手，在参考国内外河湖生态修复技术理论分析和工程实践研究的基础上^[5-9]进行阐述及分析。

对于城市河道和城市内河湖的治理大多采用“三部曲”：截污（去除外源污染）-清淤（去除内源污染）-引水，已成为国内河道治理的首选。但在这种治理策略过程中仍存在很多误区，可归纳如下。

误区一：治理黑臭河就是把河水处理干净。在很多黑臭河道治理过程中往往将黑臭水体作为治理重点，投入大量经费。虽然水质短时间迅速转好，但黑臭情况很快反弹。这是因为，黑臭产生的根源在岸上，岸上的排污企业治理不到位。黑臭河的治理是长期的过程，不可急功近利，短期的关停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关键在于岸上产业的调整、污染负荷总量的控制、管理的规范。浙江省近年推行的“五水共治”核心内容即是以治水倒逼产业转型。同时，黑臭河治理需要过渡性手段，比如以换水（补水）为主，辅助现地处理措施，在水资源相对短缺的条件下，应考虑采用定点补水的方式。

误区二：城市平原河网进行分段治理、截流治理。在部分城市河网治理中，尤其是沿海平原水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往往出现功能性水短缺现象，其在治理过程中将区域河网进行割裂，出现局部短期治理效果较优，但易受周围河道影响，无法实现整体河道生态治理。因此，河道治理根本上需连通，尤其是对于具有行洪排涝功能的河道，应将其作为整体考虑。平原河网水质的改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各级联动，河道修复只是中间环节。系统治理是根本，河段提升是补充。

误区三：城市河道底泥清除结合岸上截污，河道水质即可提升。城市河道清淤和岸上截污是各地黑臭河治理的优先措施，在实施了截污纳管及河道底泥清淤后，城市河道水质确有改善，但雨后水质又发生反复。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城市面源污染，大量污染物来自雨水管，尤其在初期降雨，雨水管中水量激增，导致堆积其中的污染物随水入河。另一原因是雨污分流不完备，雨水侵占了污水管网输送容量，水量一旦超出负荷，只能溢流进入河道。

误区四：清淤即直接清除河湖底泥，清淤规模无需论证。众多清淤项目并未经科学论证清淤规模，仅是测量淤泥的厚度，随后全部清除。这种“粗暴”的做法往往造成巨额的无效投资。清淤规模的论证非常必要，因为底泥的释放有一定规律，并不是清得越厚效果越好，清淤规模不当可能引起负作用；清淤方式对河湖生态也有重要影响。从短期来讲，清淤对湖底生态系统是一次灾难。

误区五：淤泥处理方向是淤泥固化。目前河湖清淤大部分带水清淤，如采用搅吸式挖泥船，清淤产物是泥水混合物。传统方式是用管道输送到弃土场，经过漫长的自然固化或真空预压等方式加速固化才可进行处置利用。由于场地限制，占地较少的淤泥固化（如板框压滤）方式被开发，由于其投资与处理成本高昂，未广泛适用。对于量大面广的农村河道，淤泥来自岸上，返田堆肥是最自然、最生态的方式。所以，淤泥固化未必会是污泥处理的主流方向，但一定会是城市河道清淤的污泥处理主要方向。

误区六：引水是改善水环境最有效的手段，所以优先考虑引水。引水的确是很多地方优先考虑的措施，但是引水不能优先于或取代本地治污，只有在本地环境治理不足以解决问题或者负荷远高于环境容量时，才能考虑跨流域或跨区域的引水作为补充。环境引水需考虑地区的水资源平衡和区域的生态影响，并且受水区河网还需要相应的系列配套工程以及精细化调度，才能确保受水区水质提升效果。

误区一：河道治理，各部门各司其职，完成本职工作即可，不要“多管闲事”。人为割裂的“九龙治水”是当前很多河湖治理的现状，这导致了低水平治理、低效而重复的投资以及不尽合理的工程布局和措施。城市河网整治不仅要实现产业功能，还必须考虑区域和城市的发展，处理好涉水问题与城市总体规划及建设开发的关系，即“多规合一，水岸同治”。城市河网的综合管理涉及多个领域，要求建立多部门的协调机制，保障政策，相互监督，共同促进。多规合一，任重而道远，别让“水岸同治”成为一句空话。

误区二：河道治理是政府做事，老百姓被动接受。目前的河道生态修复治理，政府大包大揽解决所有问题，尽管耗资耗力，且治理效果较好，但是一些民众仍不理解。如某山溪性城市河道生态修复项目实施过程中遭遇了河边居民区老领导的质疑，多次投诉反映生态工程缩小了河道断面，拆掉了混凝土堤岸减弱了防冲能力。此类问题在规划初期已有对策，且实践证明此次修复非常成功。类似的情况时有发生，说明河湖治理普遍缺少公众参与。公众参与并不只是告知，而是需要深入群众进行调研，听取百姓拆求，宣传和说服，甚至鼓励百姓参与方案的讨论。公众参与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大力宣传和引导。治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误区一：植物措施可作为黑臭河治理的主要现地举措。植物措施是河湖生态修复的重要手段，但植被只能消纳微污染负荷，且易受季节温度影响，有的植物措施还需要较苛刻的管理养护。目前一些河湖的水体修复将植物措施作为主要手段是不合适的，植物措施一般仅能作为黑臭河治理的辅助性手段。需要注意的是，治污并无捷径，惟有踏实做好截污纳管等面源治理的基础性工作，河道水质才可能逐步变好。

误区二：城市河道生态修复就是种沉水植物。沉水植物又称“水下森林”，它消纳污染物的效率是所有水生植物中最高的，且具有一定的景观性，所以在城市水体修复中得到较多应用。但是沉水植物对生长环境敏感、抗冲击能力差、维护要求高。城市河道大面积种植沉水植物，投入成本高，一旦敏感期维护不到位，加之受到浮水植物（遮光）和鱼类的影响，容易造成大面积死亡。因此，沉水植物比较适合封闭水体及有维护保障的水体，对于开放性水系，建议先创造适宜沉水植物生长的条件，再做引导性修复。

误区三：滩地生态修复即在滩地上恢复植被以及平坑。当前大部分河道工程生态修复投资即为种树栽花恢复植被和平坑（采砂形成的坑）。然而生态修复远不止这些，对于南方雨量相对充沛的地区，生态修复可以更多是引导性措施，而这种引导性措施的核心并不在于种树栽花，而是丰富水陆边界，恢复浅滩与深潭、保护河滩低地、创造良好的生境，充分利用自然修复能力。

误区四：景观即为园林，即为绿化，河湖治理中的景观即为配合做好生态绿化。河湖景观设计要满足水利基本需求，并兼顾生态、水体自净能力等。景观远不只是园林和绿化，景观是一种方法和思想，是统筹各项功能（如水利、市政、交通和园林）的主线。所以，城市河湖的规划设计最重要的是要体现这种行业融合的“大景观”思想。

误区一：河道仅具有行洪功能，不可随意“侵占”作其他功能。城市河道往往是城市重要走廊，除了行洪，还应有其他功能。城市河道不应仅仅作为排洪通道，还应增加休闲娱乐功能，提供更宜居环境。如一些案例中根据河势地形束窄上游段常水断面，加强水边生态多样性，延伸河岸生态，使得洪水可以漫滩且未减少行洪断面，防洪与生态景观两者兼顾。同时也应避免圈河为湖、河道拦截水面抬升作为景观。河道有其连通性、水边多样性、水量有洪有丰有枯，河流治理不应该丧失河道原有功能。

误区二：防冲就是硬化河道护岸护坡。在渠化的河道治理中，往往防冲就是护岸与护坡甚至护底。但是在多自然型河流治理中，防冲远不止是护岸与护坡。其首先考虑可以是主槽固定，使中小洪水归入主槽，较大洪水漫滩。当前对于山溪性河流投资重点往往在堤岸，极少重视河道内主槽，常出现河道主槽消失、主槽游移（没有固定）、凹岸险工段投入不足等。另一方面，植被不仅仅是水保或生态措施，也是有效的防冲措施。当前很多治理措施先是破坏原有的良好植被（为了整平坡面），再投入大量精力做防护措施。其实经过多场洪水考验的原有坡面已经有较好的防护效果，无需再大费周章修建新的防护堤岸。

误区三：骨干行洪河道的治理局限于按防洪标准建堤护岸及拓浚。当前骨干河道治理大部分就是建堤、护岸和拓浚，其建设重点是抵御大型洪水，忽略中小洪水。当前很多城市滨水滩地开发利用不足，未建立合适的开发利用规则或原则。防洪堤岸的建设应侧重于低频率的常遇洪水，关心常遇洪水条件下的安全问题。对于流经城市的河道，滨水滩地为可利用的黄金空间，其开发利用，应该更多遵循“共享”的原则，避免“一刀切”。河道滩地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需先进行生态安全格局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开发利用的边界与规则。

误区四：河道疏浚是降低河道洪水位的有效举措，砂卵石是河道取之不尽的再生资源。目前有较多以疏浚的名义进行河道采砂的情况，采砂之后，自然河滩消失，主槽消失，浅水变成深水，水底生态环境改变，河床难以稳定，冲刷加剧。砂卵石对河道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净化水质的载体，是水流消能的载体，更是美丽河流最重要的载体。洪水是主槽与稳定河势形成的主要作用力量，因此以疏浚来降低河流水位是不合适的。鉴于此必须全面禁止河道采砂。

误区五：为减少城市面源入河问题，大量使用雨水调蓄池存储初期雨水。雨水调蓄池不仅建设成本高，后期运行成本（电费、水处理费等）也高，会成为城市财政的一个重担，许多城市的雨水调蓄池在建成后被搁置。因此，初期雨水调蓄池措施要与城市的财力匹配，未必是优先的手段。

误区六：城市湖泊就是“大水盆”，城市湖泊水质问题的解决可以先将水处理干净，然后存在“水盆”中。城市湖泊的水质提升应与水利、生态、景观和运营管理综合考虑。城市湖泊的水质问题应以自净为主、辅以活水和设备处理，最后是综合治理，多管齐下。城市湖泊不只是“大水盆”，它更是一个生态系统，是提升环境容量和自净能力的关键。同时，水质控制指标也应切合实际，以需求为导向，避免目标过高。

误区七：海绵城市即LID，就是增加下渗以解决内涝问题。海绵城市不仅是增加诸如渗透性铺路或生态草沟之类的设施；在大多数情况下“渗、蓄、滞、净、用、排”无法做到平衡，需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城市湖泊是海绵城市的重要组成，离开城市湖泊的巨大调蓄作用，海绵城市的目标往往难以实现。

综上所述，河湖生态修复过程中，根据误区特点分为“截污-清淤-引水”的治理技术思路误区、“河道-湖泊功能”的认知误区、“生态植被功能”的利用误区和“管理”的统筹协调误区。针对4类误区，应本着恢复河湖自身生境为前提，多层次治理目标与技术相融合，合理利用设备的净化功能，构建生态自持系统，并与城市规划、宜居环境相结合的整体思想，从而减少在生态治理过程中的误区，见图1。

针对不同河道、河网、湖泊特征及存在的问题误区，以水系联通、水质净化技术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技术、系统性统筹管理调度的理论和工程实践为基础，依据河湖生态系统修复中的因地制宜、经济可行、多目标兼顾、生物群落多样性与生境多样性以及景观整体性等修复原则，通过全面认识河道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相似性与差异性，并结合河湖水环境功能区划和河湖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的要求，分类制定适宜的修复目标^[10-11]。本文结合8个实际工程实施案例（表1），阐述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河道、湖泊生态系统所选择的因地制宜的修复措施，并归纳相应的生态修复模式。

针对受污染严重的河道修复，如浙江沿海某县城河道岸上存在较多的点源污染、是造成水体污染严重的根源，同时拦河节制导致水体流动性差，生态系统自净能力减弱，应根据这类河道特点，在采用截污措施、适宜的水质净化技术、立体生态浮床等水体修复技术基础上，重点定点引水置换，即“强化水质改善模式”。该模式包括环境引水、物理修复（水质净化+截污）和生态修复子模式。

对于受到水质富营养化影响的河道修复，其水质中富营养盐多为底泥释放导致，且通过底泥治理便可提升自净能力的河道，如杭州拱墅区红旗河项目，建议采用“强化食物链构建模式”，该模式将流域内底泥土著生物调查与河流特点相结合，通过适当清淤，削减水体中富营养盐浓度，恢复生物多样性自净体系。该模式包括物理（底泥清淤水质净化）修复和底栖生物构建子模式。

针对河岸生物多样性或生态系统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但河道本底水质良好，且通过重构河岸生态系统、提升自净能力可恢复生态系统，且保持长期稳定，如长山河海宁市区水系河道，建议采用“耦合生态修复模式”，通过恢复河岸自然形态，形成水边自然过渡，利用低影响技术控制径流污染，从而形成耦合人工与自然水平滨岸缓冲带。该模式包括物理（低影响水质净化）子模式和生态修复子模式。

对于河道渠化，水质本身较为良好的山溪性城市河道修复中，如安吉县石马港河道，采用“多自然生态修复模式”，该模式结合河道的坡降特性以及下游已有堰坝的情况，形成下湖、中岛和上溪的布局，同时恢复河道的主槽并进行防冲固定，从而实现行洪的功能下，提升了生态环境效益。

综上，根据不同的河道生态系统现状及特点，生态修复模式可以分为“强化水质改善修复模式”、“强化食物链构建模式”、“耦合生态修复模式”和“多自然生态修复模式”等共4种修复模式和6种修复子模式，见表2。

针对河湖生态湿地系统破坏较为严重，河道砂石过度开采导致底栖生态系统丧失的河湖湿地修复，如乌象坝河段生态湿地整治项目，建议采用“生物多样性修复模式”，通过禁止采砂、河段分区对策、恢复滩地及水岸生态、丰富水陆边界等，实现河段生态湿地的开发与保护的统筹兼顾。

蓄滞洪区分洪功能的使用机会很少，故考虑进行综合利用，如高湖蓄滞洪区改造工程，采用“生态系统重构模式”。该模式在基于兼顾水文情势和城市发展的基础上，结合滞洪区地势特点，通过分级滞洪，将一级滞洪区形成城市湖泊，从而实现城市环境协同发展。

综上，根据不同的湿地生态系统现状及特点，生态修复模式可以分为“生物多样性修复”和“生态系统重构模式”共2种修复模式，见表3。

1）不同城市河湖污染破坏程度不同，为使得区域内河湖生态修复更具有针对性，依托治理案例过程中普遍存在误区分析解构，将误区分为“管理”、“治理技术思路”、“生态植被使用”和“河湖功能认知”4大类。

2）通过对河湖生态修复误区分类，总结归纳了对应误区的应对措施，提炼出以“恢复河湖自身生境”为核心的治理思路。

3）根据对6个河湖生态治理类型的特点及常见误区的分析，总结了河湖生态的主要问题，并建立了以“物化水质净化”、“生物多样性提高”、“引水调控”3类子修复模式为基础的6种生态修复模式。